我们队的知青共七个人，分住三间房，另外还有灶房、会议室兼活动室，一个小院子，俨然一个大家庭。队上人都把这个小院子叫“青年点”。

那时我小，姐姐常带我去那里玩，他们好像都是铁路子弟。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、从哪里来的，至于为什么来的，这是以后才知道的事情。那时只听说是很光荣的事。

“青年点”里一间比较大的房合住着李菊梅、许素春、刘冬梅三个女的，房子布置的最漂亮，总散发着一股什么香味。墙上贴着好看的画，桌子上的“摆设”也最多、最诱人。她们都胆小，最怕晚上夜猫子鬼鬼鬼的“笑声”。有时姐姐不带我，我也敢进去看她们洗头、织毛衣什么的。刘大姐——她们多次“命令”我这样叫，也惯了——的毛衣织的最漂亮、花样最多，队上的姑娘媳妇们都跟她学，包括最好学的姐姐。那时穷，没钱买线，自家的羊毛自家捻，自家染好后学着织。因为学织毛衣，我的一个小背心被姐姐翻了好几次，一次一个花样，每次都很好看。刘大姐高高的个子，脸上总笑嘻嘻的，不大爱说话。

李大姐胖胖的，噪门挺大，我最怕她，如到房里不先叫她大姐时，她必威赫我连叫三声才罢休。但她对我最好，从她手里总能吃到又香又好看的糖块，也不知这糖块究竟是谁的。一次，她送我一个很大的方铁盒子，那正是我垂涎已久的东西，细看里外黄匆匆、亮闪闪的，盖子上彩印着工农兵像，四周有好看的花镶边。邻家姐弟总想摸它，那可不成。明知空的，总觉里面装着什么更宝贵的东西。那时，大人们桌子上的摆设也不过几个酒瓶子。

许素春大姐瘦瘦的，白得硬让人看不够，走路轻的再听不到脚步声。她最爱写信，好像有写不完的信。有时见她拿着笔呆呆的，好像要哭的样子。听姐姐说，她的父母都是什么“权威”。她最高兴时是夏天带我们拾麦穗，我跟她熟，便跟着大孩子们凑热闹。记得大家追黄鼠，抓蚂蚱不干活时，她喊着叫着便被气哭了，一个劲地说：“给你们没工，给你们没工……”。那时大孩子拾穗一天三分工。

她特胆小；六月天的地里，到处乱跳着蛤蟆，一旦猛地被她撞见一只，准被吓得尖叫着跳起来。这时候，便有几个勇敢的男孩争着替她解围，边叫她别怕，边一条腿提起蛤蟆，嘴里骂着：叫你吓人，叫你……，抡圆了甩到远处，女孩们也向她靠拢。每每这时我们便围起她，便也就有了好听的歌，动人的故事。故事数黄继光、罗盛教、雷锋的最多；歌儿我觉得最好听的有两个，以后才知道是《游击队之歌》和《我的祖国》。

范进军和余积凤住一屋，他俩正好相反，一个读书写字吹笛子，一个外面胡转闹事嗑瓜子。余知青一有时间就看书，所以大家叫他“余老师”。他最爱吹一支曲子，我虽不懂但很爱听，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什么感觉。到他俩房里去的次数多了，便知道铁路还分什么局、什么段，隐约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大，坐火车能走老远。

有天傍晚我还在他俩房里，余知青不在，范知青在嗑瓜子，他给我很少几颗，我坐在他旁边学着嗑，总是嗑不完整，拿手剥着吃。这时，当班的“大师傅”李大姐来发第二天的干粮，那馍烙得跟我家的一样大，“直径”一尺有余，一人一个面很黑；乍一看，一个似比一个厚些。李大姐出去后，范知青把那边“厚些”的一个换过来，掰了一块塞到嘴里大嚼起来。突然，我看到他的嘴不动了，脸上也有点怪象，当他又拿起那馍两半掰开，把中间的面筋拉得老长时，我明白了怎么回事。他不由得把换过去的那馍多看了几眼。

大队修起了一座全铁的“大桥”，从此不见了时常从独木桥上掉下去而浑身湿透疯跑的学生、媳媳妇。也不见了几个“地主”、“富农”在每次发过大水后，都要从老远的烂泥河滩里往回扛“桥”的苦差事。

我见过一个媳媳妇从独木桥上掉下河的全过程。她全神贯注走上桥，恰到中间时不敢走了，于是扶着桥蹲下来想镇定一下。这时候她硬把身子往上斜——看一会流水时就觉得桥在急速的往上“走”——很快，“扑通”掉下去了。当时本不该笑，可谁也忍不住。掉下去就趟过河吧，可人有时候很怪，偏不，硬往桥上爬，由于紧张，爬上来又掉下去。其实，即使爬上来又何尝敢再过？这么一折腾，便把一截桥给弄湿了，更滑，惹得那边要过桥的人笑过之后又骂。好在河水不深。

知青们领教过这桥的厉害后，敢过桥的人不多，便干脆跟胆小的人一样经常趟水。一次范知青的父亲送他回来，看着儿子趟九十月的冰碴水，心疼，回去后联合一些知青的家长，下决心动用了国家几吨钢材，修了新桥。为这，听说老人受了相当重的处分，鉴于他是老红军，又是为边远农村修的桥才作罢。

这桥，我们几个大队的人美美地使用了快40年。

有年冬天，我父亲病了，躺好几天了没钱取药，全家人都急出了眼泪。余知青到我家看到后，硬是捋下他的手表叫姐姐先押到卫生所把药取来再说。那一次，我便对雷锋的故事有了模糊的理解。余知青后来考上了大学。

杜顺心和何宝成房里我不大去，一天别的房里没人，我进去见杜知青在写字，便问他：“杜家哥写信吗？”不料他眼一瞪吼开了“人命没车命的值钱……我检查呢！”吓得我转身就跑。晚上问姐姐，才知道一直表现最好、大家认定要先走的他在前天从山上往来拉糜子时，由于装得太多，在险陡处连人带车翻下了深沟。当时姐姐们吓得都哭了。现在想起，当时他没骂脏话还算心平气和，顺心，只是父母对他人生不高的希冀而已。何宝成肯定是出生在宝成铁路建设的年月。据大人们说，他俩都很快学会了驾牛耕地。

最高兴的事是跟上姐姐们看电影，那时10里路上的电影大家是必去的。一个秋天，外大队有电影。路上李大姐说放的片子她看过，是个战斗片，便讲了起来，刘大姐说她也看过，两人争得不知谁说的对。待老远看见银幕时又听说根本不是她俩看过的片子。

已经开演了，大家疯跑起来，我被姐姐拖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钻到人伙里认真的看了起来。放的是《卖花姑娘》，我不大懂，只见那两个小女孩真是孽障。待“地主婆”提着冒白气的开水烫人时，我吓得不敢看了，眼一闭便嚷着要回家。姐姐不但不说话，还一把拧得我汪了两眼泪花。旁边刘大姐、许大姐也一个劲地揩眼睛。

天下起了雨雪，人们还一动不动地看着。

回来的路上照例是队长家的二宝提着队上唯一的马灯给大家带路。路很滑，大家都不说话急走着，忽然李大姐开口道“不知那个小的女孩有几岁？”她这句话不要紧，当时惹得不知谁和许大姐又哭开了，走的速度慢了下来。前边的二宝嚷道：“还走不走呵，哭的跟送丧一样，我可不等了”，说着脖子一拧先走了。夜很黑，这时刘大姐又被滑倒了，姐姐们拉起她帮她拾掇一身的烂泥时，大家停下来，谁还小声埋怨着二宝。

不知怎的，范知青还在我们后边，他撵上来问为啥不走。这时刘大姐被冻的上下牙嗑得很响。范知青叫大家跟着他快走，还大声喊，叫二宝停下。二宝老远站住，不一会大家撵上他，范知青一句话再没说，到二宝跟前抡起一根木棒“砰”一声，把个马灯打了个稀烂，我以为二宝要和他打架，结果二宝一声没吭，提着烂灯架子跑了。

第二天赶早，二宝妈双手叉腰，胖身子立在当院，真正像一只双耳罐，直骂得青年点上一天没放烟火。我一直不明白范知青那晚哪里来的木棒？后来才听姐姐说，他那晚本来是去电影场里寻外队知青打架的，结果却被“卖花姑娘”给劝了，和对手“和谈”后才走，所以在我们后边。

不过，队长家的马灯他是非赔不行的。

时间很快，我上四年级了吧？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刘大姐来我家，听说话的意思，她好像要走！姐姐忙着要她教什么钩针？临走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件全新的背心，说送给我的，叫换上她看。我高兴坏了，三下五除二换上，把那烂坎肩甩出去老远。低头看胸前印着的奔马，心里那个美呵！记得她说：还是好好念书，以后才能……没等她说完，我早一蹦子跳到院里。那半日我昂着头，把庄里前后走了个遍。

我一点没晓得，知青们竟全都走了，走得我看着队上人拆青年点的房子分橡檩时，心里感到很难受。

他们走了，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都回到了哪里？看铁路上现在上班人的年龄，他们该快退休了吧？想起来那时他们都不过20岁，这段岁月给予他们的命运到底是好呢？还是不好？